第十九章 烈风

这一年其余的时光，黄菲实在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过来的，只是当她恍然意识到时间的时候，发现已经是一九四三年的二月，马上要过春节了。

虽然是抗战期间，虽然是严寒天气，然而春节期间的延安，氛围也依然是热烈的，随着节日将近，人们的脸上都焕发出光彩，每接近除夕一天，眼神就更亮一分，过年了，放假了，有演出看了，听说新排了戏，可好看呢！

或许人终究是难以做到绝对不受外界的影响，这将近一年的时间，黄菲虽然经历了人生之中最为痛切的事，但到了个时候，因了周围的热烈，她那一颗原本沉在幽深冰潭之中的心，也恢复了一点生机，仿佛是深埋在雪层之下的野草，又发出了一点绿绿的新芽，开始留意旁人对过年的议论，都有些什么热闹可看。

果然很是让人激动的，鲁艺排演了一出新的秧歌剧，《兄妹开荒》。

二月五号大年初一上午，黄菲跟着其她人一起，去了城南门外的广场，到那里一看，简直是人山人海啊，这一天除了过年，也是庆祝中国和英美订立新约，过去的不平等条约都废除了，举国欢庆，延安也不例外，当天广场上放眼望去，满是人头，黄菲看得头晕，估算着大约有上万人。

就是在这一次的庆祝会上，黄菲看到了《兄妹开荒》：“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，叫得太阳红又红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怎么能躺在热炕上作呀懒虫，扛起锄头上呀上山岗，站在高岗，好呀么好风光！……”

黄菲两只手抄在棉衣的袖子里，站在一处小土坡上，翘首往前面看着，真的有趣，非常活泼，与那些典雅的诗词截然两样，是不同的趣味。

这一出秧歌剧很是短小，不多时便演完了，然后是下面的节目上场，只是黄菲还依然意犹未尽，很想再看一次。

于是第二天，打听到另一个地方又有秧歌表演，黄菲便又赶去了，就为看《兄妹开荒》，也有许多人同她一样，追着看，“去看王大化！”

这部秧歌剧如此轰动，春节之后依然为人所关注，《解放日报》整版登出了剧本，还有社论，可见高层也是注意到了的。

既然引领了动向，延安许多普通人便也不住地议论：

“真是好看，一看就让人想要发笑。”

“王大化把个陕北的年轻农民给演活了！”

说着说着，便说到了二流子问题：“是应该好好改造，出力劳动生产，能过好日子，整天躺在炕头上，等房顶上掉馅饼呢？一天吃什么？”

“男二流子也就罢了，还有女人也当二流子，脸皮不是一般的厚，这样的女二流子，是应该让她的丈夫好好管一管。”

黄菲正在誊写速记稿件，听到了这句话，不由得便抬起头来，低低说了一声：“那不是夫权又回来了？”

那边几个人登时便向她投来一瞥。

黄菲于是感觉到是失言了，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一句呢？自从经历了那一次婚姻的波澜，到如今自己已经很是谨慎了，听到新来的年轻女同志抱怨领导冷漠，革命队伍里缺少温情，便只是默默的听。

她本来是旧式家族出身，在父亲的家中，一向是少说多听，特别克制，初来延安的时候，在这样一个不同的环境，曾经有一段时间解除了束缚，天性得以舒展，很爱说话，对着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同龄人，简直是把什么心事都说了出来，可是最近的一年，黄菲感到自己又渐渐回到了在桂林平乐时的样子，谨言慎行，把许多话都藏在心里。

可是方才，自己实在是忍耐不住，改造二流子，自己早就知道，女二流子的事，也曾有所耳闻，给夫家严格管束，要帮助丈夫整理家务，倘若依然那样懒惰，那么丈夫打骂，政府不管，也不准离婚。

当初听说这件事，黄菲为了自己一向的困厄，对此的触动并不很深，只是心中一阵不自在，便过去了，然而此时听到旁人的评论，不由得便一阵难过，黄菲是不赞成女人的懈怠，人如果怠惰，要怎样生活呢？可是由丈夫来进行惩罚，她总觉得心里过不去这一道坎。

从前在女大的时候，政治课上的学习，毛主席的《湖南农□□动考察报告》里面说得很明白，“这四种权力－－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，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，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”，那时候黄菲与同学们的讨论，“我以为把‘农民’换成‘女人’，是更加贴切的，都是政权族权和神权也束缚男人，可是‘夫权’却是专门对着女人的。”

当时熊晖用力点头：“是的，还有‘父权’呢，当爹的也管着儿子，可是对女儿，就更加严峻，完全的无情。”

与黄菲的情形类似，熊晖的父亲也是非常严酷，极其重男轻女，相比之下，高明霖的父亲反而是开明的，是一个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。

然而如今，为了抗战，为了革命，夫权居然又回来了，虽然黄菲是以为无论任何人都不该懒惰，作寄生虫，可是这个任由丈夫打骂，婆家的人监管，也实在难以接受，只要一设想那样的日子，黄菲就感到头皮发麻，封建社会女人的苦，写在小说里多数都是一样，就是丈夫殴打辱骂，婆家一家人虐待，在那样的故事里，女人是给人同情的一方，表现的是封建制度的罪恶，可是如今在延安，居然又都重现，而且是以正义的名义。

所以此时，自己才一个克制不住，溜出了那么一句话。

黄菲为了这一时的冲动，接连两天都感觉忐忑，好在都还风平浪静，然而到了第四天，忽然有同志通知她，要她交接手头的工作，组织上给她调换了岗位。

黄菲虽然有些不安，却本着职责的缘故，认真做了交接，将一向以来的工作材料交给了新来的速记员，一个十七八岁、刚刚毕业的女同志，然后就回到自己的住处等待消息。

可是到了第二天，等来的不是调令，而是来了几个保卫科的同志，将她带走了，隔离审查。

之后的一周，对于黄菲简直是黑暗无比的噩梦，保卫科的几个干事白天黑夜地审，坐在上面的几个人，拍着桌子瞪着眼睛，唾沫横飞，逼迫黄菲“交待问题”，是不是国民党或者日本人的特务，是不是反党？又拿出两个笔记本来，都是黄菲这几年的日记，为了仿效谢冰莹，黄菲自从来到延安，就开始写《延安日记》，为数不多的津贴都拿来买笔记本和铅笔，好在是用的速记方法，所以节省纸张，三年了，只不过用完了一个笔记本，第二个刚刚用了一半。

保卫科是很高效的，也很周密，他们前脚带走了黄菲，后脚就搜查她的个人物品，别的都没什么，只是这两个笔记本很神秘，一看就相当敏感，他们当然知道黄菲是速记员，为了解密她的笔记，便找了另一个速记员，就是接替黄菲的那一位，来翻译她的秘密记录，可是黄菲在速记方面很是钻研，她的日记不但使用了常规速记符号，还有一些自创的符号，真的好像密电码一样，旁人难以了解，所以翻译了半天，有些句子依然是一头雾水，这就更坐实了“特嫌”，保卫科的人就挥舞着笔记本，对着黄菲吆喝：“你说，这里到底都写了些什么？”

黄菲七天七夜没有合一下眼，每当她稍稍闭上眼睛，想要休息一下，就给人严厉地叫醒，倘若实在不肯睁开眼，就会给人推醒，到最后黄菲疲劳至极，极度的缺乏睡眠绷断了她最后一根神经，她不由得大叫出来：“让我走！我要回去，我不要再待在延安！”

五月十七日，礼拜一，段锐经过一个礼拜天的休息，感到精力又回到了自己身上，重新精神充沛，他快步往组织部那边走，经过一排窑洞，忽然听到其中一个窑洞之中，有一个女子声嘶力竭的叫喊：“我要离开延安！我要回家里去！”

段锐微微一皱眉，问身边的警卫员：“那是什么人在说话？”

警卫员笑着说：“保卫科前一阵抓了一些特嫌，都是有问题的人，正在审查，有些人受不住，就乱叫。”

段锐点了点头，本来还没有太在意，正准备继续走，这时候听到那个窑洞之中的犯人又在嚷着：“这不是当初说的革命，都是骗人的，你们欺骗了我！”

听了这几句话，段锐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你去问一下，审问的那个是什么人？”

警卫员答应了一声，往窑洞这边走来。

黄菲感到自己已经要疯了，各种恐怖的念头在头脑中乱撞，眼前时常出现幻象，有的时候她简直想要跳起来，一头撞在墙上，黄菲幻想着，如果自己此时正站在险峻的山崖上，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跳下去，就此结束一切的灾难。

而有的时候，她又想到了《啼笑因缘》，当年读这本书，里面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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