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出差归来,带着与清黎宁那顿晚餐留下的、若有似无的暖意和一丝心绪的纷乱,钰潇重新投入工作,试图让自己更加专注。
然而,研究中心里的那堵无形的墙,似乎比她离开前更加厚重了。
刘主任对她的“关注”变得更为频繁和“细致”。她提交的每一份报告,都会被他以“再斟酌一下”、“数据支撑是否足够”、“是否符合公司现行流程”等理由打回来反复修改,耗尽其精力,却鲜有建设性意见。她申请调用历史匿名安全事件数据用于分析,流软钉子与玻璃墙程走到他那里便被卡住,理由是“数据敏感,需更高层级审批”,而所谓的“更高层级”仿佛永远没空处理这件事。部门每周例会,当她发言时,刘主任要么心不在焉地翻看其他文件,要么在她提出新想法时,用一句“小钰想法很好,但我们还是要求稳为主”轻轻带过,然后将话题引向传统的、毫无新意的安全培训内容。
更让她感到窒息的是,她逐渐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一些非正式的沟通渠道之外。一些与其他部门(尤其是飞行部)的小范围协调会,她常常是事后才得知消息;同事之间闲聊时提到的某些工作动态,她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。
她仿佛被困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箱里,能看到外面的一切,却被隔绝在外,声音传不出去,也融不进去。这是一种冰冷的、系统性的排斥,比直白的恶意更难应对。
她尝试过更努力地工作,用更严谨的数据和更完善的方案去证明自己。但她的努力如同石沉大海,激不起半点涟漪。刘主任的态度永远是不置可否的“再看看”、“再研究”。
她也尝试过绕过刘主任,直接向更高层的领导汇报想法。但邮件发出后犹如泥牛入海,偶尔得到回复,也是抄送给刘主任,让他“酌情处理”。而“酌情”的结果,往往是无疾而终。
她开始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挫败。这里的环境,正在一点点消磨她的热情和锐气。她空有一身所学和满腹抱负,却无用武之地,这种无力感比熬夜钻研难题更让人疲惫。
一天下午,她无意间听到刘主任和另一个老资历同事在茶水间的闲聊。
“现在的年轻人,尤其是高学历的,总想着搞个大新闻,恨不得一来就推翻重来,显示自己有多能耐。”刘主任的声音带着惯常的不以为然,“飞行安全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东西,哪是读几本心理学书就能指手画脚的?稳扎稳打才是硬道理,别整天想些虚头巴脑的。”
那位同事附和地笑着。
钰潇站在门外,手里端着空水杯,只觉得一股凉意从心底升起。原来,在对方眼里,她的所有努力和热情,不过是“想搞大新闻”和“指手画脚”。她所有的专业知识和想要改善飞行员工作状态的初衷,被简单粗暴地归类为“虚头巴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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