钰潇满怀热忱地投入了新的工作。航空公司的“飞行安全与人文因素研究中心”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，旨在用科学方法提升飞行安全水平和机组人员福祉，理念前沿，但也意味着需要在一片传统且略显保守的领域里开拓疆土。

她的直接上司，一位姓刘的副主任，五十岁左右，是公司多年的老员工，从基层机务岗调任过来，对“心理学”这类“软科学”始终带着一种不以为然的轻视。他认为飞行安全靠的是严格的规章、过硬的技术和不断的重复训练，而不是研究什么“心理状态”、“情绪负荷”。

钰潇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无形的阻力。

她精心准备的关于引入新型心理韧性评估体系的报告，在部门会议上被刘主任轻描淡写地以“目前条件不成熟”、“飞行员们可能会反感”为由搁置。她提议与飞行部合作，进行一个小范围的驾驶舱人因工效学观察，申请被一再拖延，理由是“担心影响正常飞行任务”。甚至她办公桌的摆放位置，都被安排在最靠近茶水间、人来人往最嘈杂的角落，美其名曰“方便你多观察、多交流”。

这些，与高中时直白的恶意截然不同。没有辱骂，没有孤立，甚至表面上的礼貌都维持得恰到好处。这是一种更高级、更隐形的“霸凌”——用资历和职位不动声色地压制你的想法，用流程和“现实考量”磨灭你的热情，让你所有的努力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，无声无息地被消解。

偶尔，当她试图据理力争时，刘主任会露出一种近乎“怜悯”的笑容：“小钰啊，你刚出校门，理论一套一套的，这很好。但公司里实际运作很复杂的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”

这种居高临下的“教导”，比直接的否定更让人憋闷。

有同事实在看不过去，私下提醒她：“刘主任是怕你搞出太大动静，显得他这些年没作为。你挡他路了。”

钰潇恍然。原来这不是理念之争，而是利益之争。她这个新来的、高学历的“学院派”，带着总部看重的新项目，无形中成了这位守成派领导的威胁。

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这不是靠告诉老师或者姐姐站出来就能解决的战斗。这是成人世界的规则，没有明确的敌人，却有无处不在的铜墙铁壁。

她甚至不能像妹妹那样，直接指出对方的恶意。因为对方的所有行为，都可以用“工作需要”、“谨慎负责”来完美掩饰。

一天下班，她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租住的小公寓，感觉比连续熬夜写论文还要累。手机响起，是清黎宁发来的讯息，一如既往的简洁：「新工作还顺利吗？有任何需要，随时。」

钰潇看着那条信息，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良久，却没有回复。

她该怎么说？说她在工作上被上司隐形打压？说她的理想主义撞上了官僚主义的软钉子？向他求助吗？以他在这家公司乃至行业内的声望，或许只要一句话，就能让她的处境大为改善。

但她的骄傲不允许她这样做。

她选择这条路，就是为了凭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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