澳门击退荷兰人首次进攻的消息，如同在紧绷的弓弦上稍稍松了一丝力，但危机远未解除。封锁依然存在，来自印度果阿的补给线依旧脆弱不堪，城内的储备在缓慢消耗。寻求外援之路，无论是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还是近在咫尺的广东官府，都未能带来实质性的突破。
生存的压力，迫使澳门必须自力更生，将目光重新投向那片危机四伏却又蕴藏着财富的海洋。打破封锁，获取补给，维持贸易血脉的微弱跳动，成为当务之急。
于是，在修缮城墙、补充**的同时，一支精干的小型船队被秘密组建起来，任务是通过迂回航线，前往仍与葡萄牙保持贸易联系的东南亚港口——首选便是盛产香料且态度相对友好的望加锡（今印尼南苏拉威西省首府望加锡），换取粮食、药材以及至关重要的造船木材和硝石。
安东尼奥总督将这次航行视为打破窒息感的关键尝试，也作为对新组建的“技术研究处”成果的一次实战检验。他选派了经验丰富的老船长费尔南多·皮雷斯担任指挥，并特意让技术研究处的一位年轻导航员杜阿尔特·门多萨随行，负责测试和改进那些基于缴获的荷兰资料而研发的新式导航技术。
“圣卡特琳娜号”是一艘经过改装、速度较快的卡拉维尔帆船，配备了新式的帆索系统和几门仿制（但性能稍逊）的荷兰旋回炮。它作为此次任务的主力，在一个雾气朦胧的清晨，悄然驶离了澳门港，没有隆重的送行，只有沉重的期望。
船一驶出珠江口，进入浩瀚的南中国海，人类在茫茫大洋前的渺小便瞬间凸显。四周唯有海天一色，无边无际，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船身，风帆吃满了风，发出鼓胀的声响。在这里，所有的雄心、恐惧和算计，都必须让位于最原始的需求：确定位置，找准航向，活下去。
年轻的导航员门多萨立刻忙碌起来。他在船尾甲板上架设起他的工具：一个古朴的黄铜星盘（Astrolabium）和一个相对新式的戴维斯背射式象限仪（Quadrant）。
“船长，我们需要尽可能精确地确定纬度。”
门多萨对皮雷斯船长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技术人员的兴奋和紧张。皮雷斯船长，一位脸庞被海风和岁月刻满皱纹的老航海家，点了点头，示意他放手去做，自己则在一旁仔细观察。老船长信任星辰和经验胜过图纸，但他也明白，时代在变，荷兰人靠的恐怕不仅仅是勇气。
星盘是一个复杂的圆盘状仪器，上面刻满了繁复的刻度环和星图。门多萨小心地将其悬挂起来，使其保持垂直。然后，他透过星盘上的窥管，瞄准了正午时分的太阳。他需要测量太阳的高度角。
“正午！太阳最高点！”瞭望哨上的水手大声喊道。
甲板上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放轻了动作。门多萨屏住呼吸，仔细调整着星盘上的游标尺，直到太阳的光线恰好穿过窥管的两端。海船的摇晃极大地增加了测量的难度，他必须抓住船身相对平稳的瞬间读数。
“高度角……大约七十度……”
门多萨记录下刻度，然后开始繁琐的计算。他需要根据出发的日期，查阅天文历表，推算出太阳的赤纬，再通过复杂的公式换算成所在的纬度。
“我们大概在北纬十八度附近。”他最终得出结论，但语气并不十分确定。星盘在摇晃的船上误差很大，更多依赖操作者的经验和感觉。
“嗯，和我估算的差不多。”
皮雷斯船长眯着眼看了看太阳和海水的颜色，淡淡地说了一句。他靠的是几十年的经验：观察正午影子的长度、夜晚北极星的高度、甚至海流和飞鸟的踪迹。这是一种融入血液的本能，但难以精确传授，且容易受天气影响。
接下来，门多萨拿出了那具戴维斯象限仪。这个仪器比星盘更小巧，操作原理类似，但设计上更适合在船上使用。使用者背对太阳，通过仪器上的缝隙对准地平线，让阳光透过一个小孔投射在刻度盘上，从而读取太阳高度角。它的精度相对更高一些。
经过反复测量和计算，门多萨修正了纬度：“大约北纬十七度五十分。我们应该向西南偏南方向调整航向，船长。”
皮雷斯船长点了点头，下达了调整帆索的命令。他尊重年轻人的计算，但内心深处，他依然更信任自己那双能“嗅”出航线的眼睛。
然而，他也清楚地看到，门多萨使用的仪器和计算方法，与荷兰航海日志里记载的方式非常相似，那是一种更系统、更依赖于数学和预先编制好的天文数据的方法，而非纯粹的个人经验。
“荷兰人……他们就是靠着这个，总能找到最短的航线，准确地拦截我们吗？”老船长若有所思地问。
门多萨擦了擦额头的汗：“一部分原因是的，船长。但这还不是全部。他们不仅测量，他们还记录。风速、洋流、水深、海岸线形状……一切数据都被详细记录下来，绘制成越来越精确的海图。他们的东印度公司要求每一艘船都贡献数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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