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厂被查封后，黎卓远一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。以前，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小洋楼里，虽然不算豪华，却也宽敞舒适；可现在，他们只能搬到唐人街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，租了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小房子，里面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两把椅子，家徒四壁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。
以前，家里顿顿有肉，孩子们还能经常吃到糖果和水果；可现在，他们只能每天吃红薯、喝稀粥，偶尔买一点青菜，就算是改善生活了。孩子们的新衣服没了着落，只能穿旧衣服，衣服破了，于素兰就缝缝补补，继续穿。孙辈们想吃糖果，黎卓远只能红着眼眶，告诉他们“以后再买”，却不知道这个“以后”，要等到什么时候。
黎卓远每天都会去工厂门口看看，希望封条能被撕掉，希望工厂能重新开工，可每次都失望而归。有时候，他会看到审查队队员在工厂里搬东西，把他们的机器、货物，都装上卡车，运走变卖。他想上前阻止，却被队员们赶走，甚至还会遭到殴打。
有一次，黎卓远看到哈桑带着几个队员，在工厂里喝酒、吃肉，他们吃的肉，是从工厂的冰箱里拿出来的；他们喝的酒，是黎卓远珍藏多年的好酒。黎卓远气得浑身发抖，冲上去想和他们理论，却被哈桑一脚踹倒在地，哈桑还恶狠狠地说：“这都是政府的财产，我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你再敢多管闲事，就把你抓起来！”
于素兰看到黎卓远被打，连忙跑过去，扶起他，眼泪掉了下来：“卓远，别再去工厂了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，要是你出了什么事，我们一家该怎么办？”
黎卓远看着于素兰担忧的眼神，心里满是愧疚。他知道，自己不能再这样冲动，他要是倒下了，这个家就真的散了。他点了点头，擦干嘴角的血迹，说：“好，我不去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去了。”
为了维持生活，黎卓远和于素兰开始想办法赚钱。黎卓远去唐人街的小工厂，找了一份搬运工的工作，每天搬运货物，累得浑身酸痛，却只能拿到微薄的报酬。于素兰则去给人洗衣做饭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洗很多衣服，手指被水泡得发白，却也只能赚一点生活费。
孩子们也很懂事，大儿子黎建国和妻子商量后，决定出去打零工，帮家里减轻负担；二儿子黎建业放下了身段，去码头做搬运工，每天累得浑身是伤，却从不抱怨；三女儿黎秀娟则在家里帮忙照顾孩子们，还会做一些手工活，赚一点零花钱。
虽然生活很艰难，可黎卓远和于素兰却从未放弃希望。每天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小桌子旁，吃着简单的饭菜
黎建业是在一个灰蒙蒙的清晨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招工启事，走进雅加达港三号码头的。曾经在“黎记”工厂管生产的二少爷，只能放下所有身段，来码头做最苦最累的搬运工。
码头入口处，挤满了找活干的人，大多是和他一样的华侨，还有些本地的穷苦工人。一个穿着粗布工装、满脸横肉的男人站在高台上，手里拿着名册，是码头的工头，大家都叫他“巴鲁”。巴鲁扫了一眼人群，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：“想干活的，都过来登记！每天搬运二十袋橡胶，给五十盾！中途退出的，一分钱没有！”
五十盾，还不够以前家里买一斤肉，可现在，却是一家五口一天的口粮。黎建业跟着人群上前登记，巴鲁看到他的华侨身份，眼里闪过一丝轻蔑，在名册上重重划了一笔：“华侨？哼，你们这些人，别干到一半就喊累！”黎建业握紧拳头，把怒气咽了回去——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家里还等着他拿钱回去。
第一天的工作，就给了黎建业一个下马威。他要搬运的橡胶袋，每袋足有五十斤重，比他在工厂里搬的零件重了三倍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弯腰扛起橡胶袋，刚走两步，肩膀就传来一阵刺痛，像是被火烧一样。以前在工厂，他虽也干活，却从未受过这样的苦，可一想到家里的情况，他还是咬着牙，一步步朝着仓库走去。
中午休息时，黎建业坐在码头的角落，啃着红薯干。红薯干又硬又涩，咽下去的时候，剌得喉咙生疼。他看着远处的海面，心里满是委屈——曾经，他也是“黎记”的二掌柜，出门有马车，吃饭有荤菜，可现在，却只能在码头啃红薯干，还得忍受工头的白眼。
“兄弟，你是‘黎记’黎老板的儿子吧？”一个声音在身边响起。黎建业抬头，看到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中年男人，是和他一起搬运的华侨，叫乔柱。乔柱以前在“黎记”的橡胶仓库做过杂工，认识黎建业。“没想到你也来码头干活了，”乔柱叹了口气，“这世道，华侨的日子不好过啊。”
黎建业点了点头，眼眶有些发红：“没办法，家里等着用钱。乔叔，你在这里干多久了？”“快半年了，”乔柱压低声音，“巴鲁不是个好人，经常克扣我们的工钱，还故意刁难华侨，你以后要小心点。”黎建业心里一紧，默默记下了乔柱的话。
下午，巴鲁果然开始刁难华侨工人。他把最重的橡胶袋都分给华侨，还故意把堆放点设在最远的仓库。黎建业扛着橡胶袋，汗流浃背，衣服已经湿透，紧紧贴在背上，每走一步，都感觉肩膀要被压垮。可巴鲁还在一旁大声呵斥：“快点！磨磨蹭蹭的，想偷懒吗？”
黎建业咬着牙，加快了脚步。他知道，一旦被巴鲁抓住把柄，不仅拿不到工钱，还可能被赶出码头。他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家里人还等着他回去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黎建业渐渐适应了码头的苦累，可巴鲁的刁难却越来越过分。每天的搬运量从二十袋增加到二十五袋，工钱却还是五十盾。有一次，黎建业因为肩膀受伤，没能完成任务，巴鲁不仅扣了他当天的工钱，还当着所有人的面，狠狠踹了他一脚：“没用的华侨！连这点活都干不好，滚回家去！”
黎建业忍着疼痛，没有反驳。他知道，在这里，华侨没有话语权，只能任人欺负。晚上回到家，母亲看到他身上的淤青，心疼得掉眼泪。黎建业声音沙哑：“我再坚持坚持，等找到更好的活，就不做了。”
可他没想到，巴鲁的刁难远不止这些。月底发工钱时，黎建业发现自己的工钱少了一半，只有七百五十盾。他找到巴鲁，质问：“巴鲁先生，我这个月每天都完成了任务，为什么只给我七百五十盾？”
巴鲁靠在椅子上，不屑地说：“你还好意思要工钱？有几次你搬运的橡胶袋破损了，扣掉赔偿费；还有几次你迟到了，扣掉误工费，剩下的就是你的工钱！”黎建业愣住了——橡胶袋破损是因为袋子本身质量差，而且他从未迟到过，巴鲁明显是在克扣他的工钱。
“你在撒谎！橡胶袋破损不是我的错，我也没有迟到！”黎建业忍不住喊道。巴鲁脸色一沉，站起来，一把抓住黎建业的衣领：“你敢跟我顶嘴？我说扣就扣！再敢废话，我让你永远别想在码头干活！”
周围的工人都不敢说话，乔柱想上前帮忙，却被身边的人拉住：“别去，巴鲁和码头老板有关系，你斗不过他的。”黎建业看着巴鲁凶狠的眼神，又想起家里的孩子，只能松开拳头，咽下这口气：“好，我认了。”
回到家，黎建业把工钱交给母亲，谎称“这个月码头生意不好，工钱少了点”。母亲没有怀疑，只是安慰他：“没关系，够我们生活就好，你别太累了。”看着母亲温柔的眼神，黎建业心里满是愧疚——他没能保护好家人，连自己的工钱都被人克扣，却只能撒谎。
于素兰精打细算地过日子，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场，买最便宜的蔬菜，把剩饭剩菜留着下次吃，衣服破了就缝缝补补，从不舍得扔。晚上，她会坐在灯下，帮孩子们缝补衣服，看着熟睡的孙辈，心里满是愧疚——她没能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，反而让他们跟着受苦。
黎卓远看着家里的困境，心里满是自责。他每天都会去工厂门口看看，希望封条能被撕掉，希望工厂能重新开工，可每次都失望而归。有一次，他看到几个本地人在工厂里搬东西，试图上前阻止，却被对方推搡在地，骂道：“这是政府没收的财产，跟你们华侨没关系，再敢多管闲事，就把你抓起来！”
黎卓远从地上爬起来，看着对方嚣张的样子，心里满是愤怒和无奈。他知道，在这个动荡的年代，华侨根本没有话语权，只能任人宰割。他慢慢走回家，路上遇到几个熟悉的华侨，他们的遭遇和他一样，有的店铺被查封，有的家人被带走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满是绝望。
回到家，于素兰看到他身上的泥土和伤痕，连忙拿出药膏帮他擦拭。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”于素兰的声音带着担忧。黎卓远摇了摇头，不想让她担心：“没事，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于素兰知道他在撒谎，却没有拆穿，只是轻轻帮他擦拭伤口，眼泪滴落在他的手臂上。
“卓远，别太执着于工厂了，”于素兰轻声说，“我们还有家人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就算日子苦点，也能活下去。”黎卓远握住她的手，点了点头。他知道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家人，至于工厂，或许真的只能放弃了。
1967年，印尼的政治动荡愈演愈烈，华侨的处境越来越艰难。街上的巡逻队随处可见，华侨出门都会遭到白眼和刁难，甚至有人因为是华侨而被殴打。唐人街的店铺几乎全部关门，曾经热闹的街道变得冷清而压抑，空气中弥漫着恐惧的气息。
一天上午，黎卓安突然来到黎卓远家，她的脸色苍白，眼神里满是疲惫。“弟弟，弟妹，”黎卓安坐在椅子上，喝了一口热茶，才缓缓开口，“清源的果园被没收了，我们……我们在印尼待不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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